四川的阿坝州主要是高原和大山，自然界的颜色以绿色为主，但从文化上看，近代的红军文化居于重要地位，当年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共有16个月之久。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网络作家协会组成一行36人的采风队伍，集体乘车，从成都市红星路出发，先后经汶川、巴朗山、小金县、梦笔山、马尔康、红原、若尔盖、川主寺镇、松潘古城、茂县等地。此次采风活动，前后历时五天，大家都体验和感受到了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

　　我们今天是在衣食无忧、天气温和、道路畅通、人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教育活动，都感到高原缺氧而头疼、身疲力竭而腿软，当年的红军将士是在给养短缺、衣衫单薄、风雪交加、徒步行军的状态完成战略转移，有时还要抢占战略要地、连续战斗，全靠坚定的革命信仰支撑和党旗指引行动方向，红军将士们面临的困难是今人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一

　　时隔“汶川大地震”十三年，我们在作协党委组织下，前来汶川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凭吊死难的同胞。在纪念馆工作的一名女解说员介绍到，老漩口中学的对面山上，在地震发生后，这里死难的居民最后被集体掩埋。这与当年我们在新闻中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要不是解放军同志开路挺进灾区，进行紧急抢救，后果更不敢设想。

　　大家在地震纪念馆中静静地听着解说员给我们介绍大地震的惨况，当听到她诵读那首刻在铁壁上的诗歌《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妈妈我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孩子你走吧/前面的路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再也没有爸爸的拳头/你要记住我和爸爸的模样/来生还要一起走……”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又流了出来，多少可爱的面孔，在汶川大地震中瞬间消失！ 多少感人的故事在抗震救灾中不断上演，一个被救出废墟的孩子的军礼，是他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举动，永远闪耀着善良的人性的光辉。

　　来这里凭吊遇难的同胞，我们的心情极其沉重，我完全没法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看到那一张张震中照片时的悲伤心情。三天后，我才有勇气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一首小诗。

　　二

　　小金县就是当年的懋功县，达维位于小金县城东部36公里处，地处夹金山之北麓，1935年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翻越过雪山之后就和红四方面的先头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为纪念这段光辉的历史，当年的“达维桥”特改名为“达维会师桥”。

　　今天，我们集体前来瞻仰革命圣迹。小金县政府最近正在重新修建该桥，原来的木板平桥已被拆除。半山腰靠公路的平台处耸立着达维会师纪念碑，碑身高大，全是大理石装砌，基座四面画有红军翻越夹金山和胜利会师的图画。

　　我们站在公路边的纪念碑平台边沿，向下可以看到沃日河对岸拐弯处有一个旧的指示牌，上面写有“会师桥”三个宋体大字。

　　站在大风中，追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风中夹杂几点冷雨，令人思绪万千。我的父亲讳安凯，在他16岁参加工作的时候，首先到的就是阿坝州达维林场。后来父亲工作的林场又搬迁，他在刷经寺林区也工作过，后来才调到马尔康林业局机关的纪委工作。我12岁的时候，在马尔康林业局机关干部住宅五楼的阳台上，父亲多次给我讲起红军在达维会师的故事。

　　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熟悉，讲起来从不含糊，我有时候很纳闷儿，就问：“老爸，你怎么就记得这样清楚？哪一天、哪一个人都晓得？”那时候的父亲喜欢穿深青色中山装，头发一直都是向后梳的，额角宽大，颇像毛主席的发型，虽是络腮胡但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见我发问，他就会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是红军后人，你要记清楚，不要搞忘了哦！ 这些关于红军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得多，书上也有记载，肯定不会弄错的。”那时候的父亲，正是壮年，随手喝一口放在阳台上的茶。他刚放下茶杯，我就跟着端起他的茶杯也喝一口，见此情景，他总是朝我笑笑，继续讲道：“你爷爷是解放初的老党员，我也是党员，你长大后也要向党组织积极靠近，争取早些入党。”

　　父亲的教诲是最真实的。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来给他的长子刘盈的《手敕太子书》，也是句句真切，情浓意重，出自肺腑。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家族历史就这样代代相传，中华家谱就这样辈辈延续。1998年10月，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我作为我们学院整个年级中第一批发展的五名党员之一而入党。寒假回家，父亲和母亲听我汇报了在大学已入党的事情，特意煮了一锅我最爱吃的肉丸子犒赏我。

　　现在，儿子来到达维会师地，父亲却离开我已经整整一年多了。达维，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要是父亲还健在，我们父子俩能同路来这里重温党史，那该多好啊！ 将来有一天，我会带着鼎儿再次前来这里，共同缅怀我们的先贤。人世的沧桑，时光的流逝，个人的渺小和历史的宏阔都随着群山的起伏而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三

　　黄昏，我们抵达在小金县城的天主教教堂。

　　作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曾在这个教堂召开过军事会议，教堂对面的六七间小平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临时卧室。站在教堂后面的石坝上，我抬头望见对面悬崖上有一面红旗，那是工农红军时期的红旗，令我想起祖父、大爷爷、二爷爷于1933年秋天的时候，在家乡火热地投入到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

　　立于维修一新的教堂门口，仿佛又听到红军在这里召开会议时的声音，毛主席的发言一定是语震群贤，掷地有声。

　　四

　　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雪山，行军十分艰苦。很多战士在雪山上一坐下去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梦笔山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山。据说，此山本没有名字，是因为周恩来当时过雪山的时候，重病高烧，躺在担架上，由大家抬着他翻越这座雪山的。在山顶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迷迷糊糊中在担架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胸前衣兜里的钢笔突然掉到了山脚下，所以后来大家就把此山叫作梦笔山。以前，我只知道有儒生江淹的故事，现在又来到梦笔山下，听大家讲起这则关于周总理和红军的往事，真可谓“高山仰止”啊！

　　大家列队爬山，从半山腰的红路广场出发，身着当年的红军服，头戴八角帽，腰扎棕色皮带。其实，我们这次体验教育翻越梦笔山，也就两三公里的距离，从红路广场可以清楚地看见梦笔山最高处的公路和观景台，况且，当日天气非常好，太阳金灿灿的，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穿两三件衣服就足够了，不冷也不热。唯一感到有点困难的就是高原缺氧，大家刚走半个小时，就开始有两三个姑娘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脸色苍白，手脚无力，全身酸软，必须由其他身强体壮的男同志扶着走才行。我小心翼翼地向山顶走去，不敢和人多说话，生怕消耗自己的体力，停停走走，走走歇歇，在半山坡的草坪处，略微感觉气喘，仍坚持着登上山顶。山顶垭口的海拔4182米！

　　站在梦笔山的观景台上，经幡随风招展，蓝天白云，远山近树，一只雄鹰在对面的几座雪山上空盘旋，清澈的河水从山沟中流向山脚下。刚才我们攀登的山坡草坪，上面一堆堆的牛粪被太阳晒得干起了壳。眼前的风景是这样的迷人，而当年红军翻越此山的时候，这里的狂风暴雪却不知吞噬了多少将士宝贵的生命啊！

　　在我们这次翻越梦笔山之后的第三天，在小金当地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梦笔山开始下起大雪，地上足足有一掐厚，大雪掩盖了公路和草坪，全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根本没有路可以正常行走，这场景想起来也令人有些后怕。

　　梦笔山的那一边属于马尔康县管辖，我的父亲曾在山麓的207场工作过。

　　记得是1982年的时候，父亲带我从平昌兰草渡到他工作的马尔康林业局204场去住一年，他让我坐坐火车，好长长世面。当时场部的小孩子很多，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大小的伙伴，滚铁环、看电影、分成两派跑河、四处寻找场部缆车废弃不用的滑轮来制作自己的小拖车……我们在一起玩得可开心啦！ 半年多过后，父亲职务晋升，被调到207场去做场党委支部书记，我也就随同又到了梦笔山下的207场场部。但是，这里的小孩子就很少了，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在小溪沟的几棵大柳树边自个儿翻捡浅水中的石子，总希望能逮住一条大鱼！ 看着大人们从篮球场边的平房进进出出地上班，偶有几个警察开着三轮摩托车来场部，也给我无限的好奇，心里就会想：“应该是把偷木材的坏人抓住了吧？”记忆中父亲和我一同住的那间砖瓦房子，从场部食堂的八九级台阶上去，右手边第一间就是。现在，我们的车队从这里经过，没有了我印象中的207场宽大的篮球场了，也没有昔日的运送木材的场景了哦，连我们住过的那栋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公路拐弯处，小溪边的那几棵大柳树，似乎还是38年前的样子，但周围三两幢石砌藏族寨子，已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格局式样。其实，我父亲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年龄比我现在的还要小，推算起来父亲当时应该是35岁，而我现在已经是45岁。我的父亲身材魁梧高大，办事雷厉风行，在我心中永远是独当一面、能撑起整个天空的男子汉！

　　现在的梦笔山207场，据二姐王雪娟说，马林局很久以前就已经撤销场部编制而改为一个工作点，现在叫做“纳足沟工作站”。她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经也在那里工作过半年多的时间，后来才调到局机关财务科。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她和二姐夫常开车到那里去摘野菜、捡菌子，有时候顺便看看在纳足沟工作站的朋友。

　　我家的大爷爷、二爷爷参加红军走了，就永远没有回过家乡，也许，他们就牺牲在长征的路上；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开发林场，为新中国的建设输送木材，而今，父亲已经离我们远去；我的二姐仍然在这片大山中默默地工作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和我们代代相连，神州无处不有情！我们感念足下的大地，这里和我们有割不断的世代深情。

　　五

　　在若尔盖的班佑，我们集体瞻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遗址纪念碑“胜利曙光”。

　　1935年8月，当红军穿越草地，来到班佑村时，不少战士缺乏食物，体力不支，在此等待后续部队。700多名红军战士，在背靠背坐着等待的过程中，就牺牲了。

　　时任红三军11团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这个悲壮的故事：“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 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这也许是红军长征过草地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对于这段历史，王平将军终生难忘，他生前曾嘱咐部下，要在这里树碑纪念那些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201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正式建成。

　　默哀，我再环绕巡礼纪念碑一周。塔尖和人物全用红色石头雕刻而成，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将军亲笔题词。我们来此学习党史、研究军史、感悟中国革命史，凭吊先烈，永远怀念他们。清明节刚过，来这里祭奠的人很多，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给烈士纪念碑献上一束鲜花，鞠躬致敬。

　　六

　　在阿坝州同甘肃省东南交界处的若尔盖县巴西乡有一座著名的班佑寺，坐南向北，近草地边缘，紧邻巴西河，四周群山环抱。该寺最早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原为四合院结构，山门为重檐歇山式，正殿即大雄宝殿为藏式平顶建筑，都是木头做的柱和梁，夯土为墙。几经毁坏、重建、又毁坏，现在仅存面北的两扇大雄宝殿土墙还高高地耸立着。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班佑寺大雄宝殿内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我们列队站在巴西会议遗址前，若尔盖县史志办孙玉波主任给我们详细讲述了红军在这里先后

　　召开过四次会议的细节，孙主任说：“第一次在这里召开会议的时候，红军主要是解决筹粮问题。”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近10万大军抵到巴西，当时恰好都是秋季，粮食正待收割，红军在巴西地区两年共筹集粮食230多万斤。

　　巴西乡，1956年以前属于松潘县，为半农半牧的藏族聚居区，在今日的若尔盖县城以东32公里处。正是因为有藏族人民的无私援助，保障了红军的口粮，正是高原的牦牛、青稞、豌豆等支援了红军，使红军摆脱了生存险境，终于走过草地。

　　孙玉波，1974年2月生于四川茂县，2011年至2014年任若尔盖巴西乡的党委书记，所以，他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红军文化非常熟悉；2016年至今，任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中等身材的孙主任，工作认真负责，肯钻研业务，讲解起来绘声绘色，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纪念馆内的一张发黄的《老甘肃地图》面前，给我们强调：“1935年8月29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将士们经过一天一夜的英勇战斗，歼敌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取得重大胜利。包座战役的胜利，为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中午12点过，我们在若尔盖求吉乡德翁村休息和用餐。高原的太阳很大，我带着太阳帽，避免被紫外线晒伤。当地的村民告诉我，红军当年战斗过的求吉寺遗址就在半山腰，至今保存较好，那里埋着红四军第10师王友钧师长。他当时在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牺牲时年仅24岁。多么美好的年华，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他们肩负使命，甘洒热血，忠魂与山河同在！

　　在松潘的时候，我想起巴西会议的土墙遗址，又想起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看到的红军欠款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

　　……坵田内割了青稞二百斤后来，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粮食）……的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的时候），（请你）们保存好这块木牌子。

　　前敌总政治部

　　这是一块十分珍贵的木板，曾被当地一家藏民用作仓板。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到当地调研时才发现。后来，这家主人慷慨地捐给纪念馆保存，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我反复阅读这上面的字迹，繁体竖行，大小匀称，用语亲切，笔迹娴熟，只有“二百斤”这三个字明显是后来才添加上去的，所以墨迹较重，体式也不同。由于当年藏族老乡用作家里的仓板，两头被锯掉一截，故而前后有少数几个字随之被毁，我在此仅能根据文意补出几个词语，如括号所示。这个欠条，显示了红军部队的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始终和人民大众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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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建党百年重走长征路